胡大源
在研究中国地区差距时，不适当地运用统计指标有可能产生误导。如将最穷的省区和最富的省区相比可以得到以下结果：197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全国最高的上海和最低的贵州相差2323元，1992年这一极端差距扩大到7267元，增大了3倍多，使人感到改革以来我国地区差距已扩大到令人堪忧的程度。然而，上述比较在方法上有许多不当之处。 首先，用极端差距来讨论地区差异具有很大的局限性，不具备代表性。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城市，在地理位置、教育水平、历史传统等方面都具有其它省区难以相比的优越条件。而贵州多山和少数民族聚居的特点，使其经济发展具有特殊的难度。相比之下，用东、中、西部的平均统计指标来分析地区差距变化则更具代表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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